原标题：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吃的药、打的疫苗、喝的啤酒中大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10月诺贝尔奖公布，今年的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三大奖项都赋予致力于生命科学研究的项目。这些奖项聚焦生命科学和服务于生命科学并不偶然。每年全球都有数百万人死于癌症，今年的获奖者创立了癌症治疗的全新理念——免疫治疗，被认为是与癌症战斗的一个里程碑。生命科学的基础是基因工程，当前大范围的应用于疾病治疗的药物和疫苗，第三代胰岛素、乙肝疫苗、癌症疫苗、干扰素等，是利用了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
然而，植物生物技术方向，无论是1996年商业化以来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黄金大米，还是2018年秋季已然摆上美国人餐桌的防褐变苹果，质疑之声从未停止。尤其是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徘徊不前。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升级，我们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第一、土地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保证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作物在降低农药用量、减少用水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方面的效应显著。
今年记者参加了北京召开的农作物生物育种产业化高层研讨会、山东潍坊召开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大会等，国内外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顶级专家表达了这样的声音：加快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科学应用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对保证中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当前生物技术已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中，不仅有第三代胰岛素、乙肝疫苗、癌症疫苗、干扰素等各种药物和疫苗，有超市货架上的转基因大豆油和转基因菜籽油，还有很多食品的背后都有转基因的影子。“无论在欧洲、美国，还是在中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他们喝的啤酒、红酒、牛奶，吃的奶酪中很多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因为这一些产品都不进行特别标识，人们没意识到这个技术对我们日常生活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美国农业部前食品政策与生物技术高级顾问杰克·A·鲍勃（Jack A Bobo）的一席话令人印象深刻。
生物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如此多的角色，其安全性引人关注。草甘膦是否致癌，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有机食品是否比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美国人吃不吃转基因食物，前沿生物技术的前景如何……记者与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专家的解读。
在说案件之前，先明确一点，草甘膦是普遍的使用的除草剂有效成分，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并无直接关系，非转基因作物一样要打除草剂草甘膦。
美国时间8月11日，加州高级法院陪审团裁决，孟山都公司赔偿患癌园丁2.89亿美元。据悉，拜耳作物科学（已收购孟山都）将就裁决提出上诉。
46岁的德维恩·约翰逊（Dewayne Johnson）曾在旧金山附近的一处学区担任场地管理员，日常工作包括喷洒孟山都公司除草剂“农达”等产品，每年使用除草剂20～30次。约翰逊说，他在工作中发生过两次意外，身体被除草剂浸湿。2014年，约翰逊被确诊患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时年42岁。
美国农业部前食品政策与生物技术高级顾问杰克·A·鲍勃认为，“当事人经常暴露于喷施草甘膦产生的喷雾环境中，这种极端的暴露水平完全不同于花了钱的人草甘膦的日常暴露水平。陪审团的结论是：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癌症的发生可能与草甘膦有关。”
“毫无疑问，除草剂草甘膦本身有毒性，但并不代表接触草甘膦一定会致癌。我们的监管者认为，在适当的水平上、在适当的接触程度上，草甘膦产品是安全的。”鲍勃表示，在美国，所有案子的裁决都由陪审团独立评估，不会根据监管者的建议作出最后裁决，这是法律问题。
作为全球使用最普遍的广谱除草剂，草甘膦有40年的良好长期安全使用记录，并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去年11月，欧盟批准草甘膦续登5年。今年9月，巴西一家法院裁决，巴西种植者可接着使用草甘膦。法国国会也在9月投票表决，草甘膦在法国的有效期延长3年。草甘膦1985年在中国登记使用，现在登记1347个产品。
当前国内外实际应用的灭生性除草剂种类不多，主要有草甘膦、百草枯、草铵膦。百草枯触杀效果好，但对人和其他动物是剧毒，且无药可救，很多国家已禁用，中国2016年禁用百草枯水剂，2020年全面禁用百草枯。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的农药残留联席会议、美国环境保护署、欧洲食品安全局、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中国农业部药检所等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多家监管部门和独立科研机构均就草甘膦的安全来进行过评估，得出的意见一致：按标签说明使用草甘膦是安全的，草甘膦不具有致癌性。
全球唯一一个把草甘膦列为“可能致癌”的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应明确的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1类“确定致癌”清单有116种，2类“可能致癌”清单有357种，3类“不明确是否致癌”清单有499种，4类“不太可能致癌”清单只有1种。1类“确定致癌”清单包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黄曲霉毒素、酒精、香烟、槟榔、甲醛、咸鱼、太阳辐射等。与草甘膦同被列入2类“可能致癌”清单的，包括薯片、油条、咖啡、红肉、酱油、可乐、汽油等。
草甘膦被指责为转基因的替罪羊，是因为耐除草剂性状在转基因作物中面积最大，是大豆、油菜、玉米、苜蓿和棉花的主要性状，2017年占转基因作物面积的47%。以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为例，草甘膦主要起杀灭杂草作用，并在大豆收获时用作脱叶剂，便于机械化采收。
由于草甘膦是水溶性的，在大豆油精制提炼过程中，草甘膦被萃取溶解带走，大豆油里基本检测不出草甘膦残留。
“实际上，食用耐草甘膦大豆或玉米对人和动物的影响，远比黄曲霉毒素要小得多。”陶氏杜邦农业事业部亚太区产品审批与倡导总监王琴芳一再强调。她举的例子是饲料玉米，养殖场的仔猪配方对玉米质量要求严格，一般都会采用进口转基因玉米，因为黄曲霉毒素含量低。
一个惊人的数字是：体重70千克的人，只需20毫克黄曲霉毒素就会死亡。1993年黄曲霉毒素被癌症研究机构确定为1类“确定致癌”物，其毒性比砒霜大68倍，是目前已知霉菌中毒性最强的。
肝癌被称作“中国特色癌”。2017年发表于国际肿瘤学权威期刊《JAMA肿瘤学》的一项研究显示，1990～2015年26年间，全球肝癌新发病例增加了75%，其中59%来自中国，中国肝癌发病率是全球中等水准的3倍。研究认为，导致肝癌发病、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携带乙型肝炎病毒，其次是酒精，黄曲霉毒素是引发肝癌的重要原因。
黄曲霉毒素引起国人关注，是2011年12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全国液体乳产品抽检结果，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原因是奶牛吃了被黄曲霉毒素严重污染的饲料。由于黄曲霉毒素加热到280°都不会被破坏，一旦牛奶等食品中存在，就没法去除。
由于黄曲霉毒素广泛存在于土壤、动植物、各种坚果中，在农产品中几乎没办法避免，世界各国的通用做法是设定限量标准。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食品黄曲霉毒素最高允许浓度为15微克/千克。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规定，植物食物中黄曲霉毒素B1的最高允许量在10～20微克/千克，乳制品和动物食物在5微克/千克。
国内玉米为什么黄曲霉素含量高？根本原因有3个：一是国内玉米收获时含水量普遍高于18%，无论机械穗收还是籽粒机收，都会造成籽粒破损，增加霉菌扩散感染的机会。二是农户储存玉米条件简陋，破损带菌籽粒混在玉米堆里，引起病原菌感染和扩散。三是玉米生长和存储阶段由于虫蛀造成籽粒破损。玉米籽粒含水量18%以上、环境和温度25～37℃、湿度大于80%，最适合黄曲霉菌繁衍，易产生黄曲霉毒素。
“虫蛀破坏了玉米籽粒表皮天然的防护屏障，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极易引起霉菌侵染。而抗虫转基因玉米很少被虫蛀，这是其一大优势。”王琴芳简单解释了黄曲霉毒素与转基因的关系。从表面看，是机械收获破损、虫蛀引起霉变，本质上则是品种生育期太长，成熟时籽粒含水量过高，国内品种培育水平亟待提高。
先看最推崇有机食品的欧洲和日本。许多专家这样认为，欧洲人口密度低，有资源发展有机农业；日本经济发达，发展农业不计成本。而另一面的真相令人大跌眼镜：其一，欧洲单位面积农药用量不低；其二，欧洲和日本也在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
“相较于美国，欧洲生产农作物每公顷使用的农药远高于美国。”美国农业部前食品政策与生物技术高级顾问杰克·A·鲍勃（Jack A Bobo）说。美国《科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根据2005～2009年数据测算，美国每公顷耕地农药用量2.2公斤，法国是2.9公斤，英国是3公斤，中国是10.3公斤。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美国农药用量低于有机农业盛行的欧洲国家。
“说欧洲不食用转基因食品是一个谣言。”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董事、农业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布鲁克斯（Graham Brookes）表示，欧洲国家每年大豆进口量达3500万吨，基本全是转基因大豆，欧洲部分国家也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资料显示，中国占到全球大豆贸易总量的6成，欧盟占1成，墨西哥在3.0%、日本是2.3%。不仅如此，尽管日本不种植转基因作物，却是批准转基因转化体最多的国家。
欧洲出口量很大的啤酒、红酒、奶制品的背后都不乏转基因的影子，因为制糖原料甜菜、甘蔗，榨油原料大豆、油菜，酵母，奶牛饲料苜蓿、豆粕、玉米等都可能是进口的转基因产品。
在美国，转基因作物上市，一定要活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农业部和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批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的肯定。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而且，在他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未曾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曹晓风表示，转基因是自然界存在的现象。“转基因事件在地球演化过程中一直在发生。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栽培甘薯。科学家的联合研究表明，291个甘薯栽培种的DNA中全部插入至少1个土壤农杆菌基因片段。也就是说，农杆菌早在130万年前就对甘薯祖先种实施了‘转基因操作’。”
转基因技术也是迄今监管最严格的技术之一。国际作物科学协会（CropLife International）董事克雷格·瑞查德（Craig Rickard）表示，转基因技术从研发到获批、到应用监管历经13年时间，远长于飞机、汽车以及一些药物的问世阶段。
潍坊兴旺生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和首席科学家王喜萍的表述很中肯：食用转基因食品也存在风险，可能使人产生抗药性、可能诱发某些人的过敏反应等。但是，经过严格审批的转基因食品，远比被添加了三聚氰胺、甲醛、苏丹红、瘦肉精、增白剂等化学品的食品安全，其安全性也高于黄曲霉素超标的食品。
是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还是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依赖于其他几个国家供给，是中国面临的选择。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应该诠释了中国的选择——粮食安全靠自己。
再来看国内部分消费者追求的“纯天然”和“原生态”。除了“土榨油”外，还有使用家用榨油机自制油。专家解释，“土榨油”或自榨油原料品质是否过关没办法判定；而且杂质多，易氧化变质；榨油设备不易彻底清理洗涤干净，残留油渍及谷物残渣氧化后产生霉变，安全风险隐患更大。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种植的玉米、大豆、棉花平均转基因应用率在94.5%，基本达到饱和。在2017年全球1.898亿公顷转基因作物面积中，美国为7500万公顷，占近4成。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就是伪命题。
不仅如此，从2015年以来，以美国为首启动应用第三代转基因技术，同时开启基因编辑应用时代，以满足那群消费的人营养和健康为目标。例如，富含Ω-3脂肪酸、高油酸等的各种大豆，防褐变、抗晚疫病、低丙烯酰胺含量马铃薯，防褐变苹果、支链淀粉玉米等。此外，转基因三文鱼2015年和2016年分别获准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
“对食品的担忧是什么，美国消费者与中国消费者一样——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全问题。”鲍勃说，美国人不仅认同转基因，也支持有机食品，他们支持不同类别的农业。为什么美国花了钱的人转基因的担忧比中国消费者要少得多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是信任。美国花了钱的人监督管理的机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信任度很高。要解决中国转基因产业化面临的问题，就要增加花了钱的人监督管理的机构的信任度。”
“我们面对的不是好与坏、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如何明智的选择的问题。”鲍勃介绍，较之1980年，当前美国农业生产释放的温室气体减少了35%，生产同样数量的食物需要的土地减少了40%，所需能源减少了40%，所需水量减少了一半，水土流失减少了60%。发展可持续农业，是美国的选择。
到2050年，由于人口一直增长，我们生产的食物必须增加60%～100%。在有限的土地生产更多食物，还要应对水资源及其他资源不断减少的问题，对全人类都是巨大的挑战。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董事、农业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布鲁克斯（Graham Brookes）表示，我们还必须面对温室效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必须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生物技术在推动农业发展的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确保农民收入稳定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邓兴旺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美国、以色列、中国耕地面积分别为29.7亿亩、640万亩、18亿亩，农业从业人口205.6万、12万、2.8亿，人均农业产值8.98万美元、3.64万美元、0.34万美元，美国和以色列一个农民可养活90～130人，中国一个农民最多养活4个人。中国的耕地面积仅为美国的60%，但化肥用量是美国的2倍、农药用量是美国的4倍。美国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可用耕地面积比中国大很多，土地和人口的比例是我们的20倍。用科技力量改变现状，中国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潜力巨大。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在中国最成功的案例是转基因抗虫棉。1997年，美国孟山都将转基因抗虫棉引入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不但大幅度的降低了杀虫剂用量，还减少了农民因打药造成的中毒现象，经济和环境效益明显。2017年中国抗虫棉面积达278万公顷，技术使用率达95%左右，也早早实现了种子国产化。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带领课题组进行跟踪研究表明，在1997～2003年的7年里，华北农民因使用抗虫棉少用农药31.7万吨。“能想象，每年9.5万吨农药撒在华北平原，对环境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黄季焜感慨道。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报告，2017年全球转基因种植培养面积比1996年增长112倍，24个国家种植、67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了转基因作物。全球77%的大豆、80%的棉花、32%的玉米、30%的油菜都是转基因作物。
从1996年实现产业化到201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经历了赋予作物耐除草剂、抗虫和抗病毒等农艺性状的第一代；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农艺性状与抗旱性状复合的第二代；以满足那群消费的人营养和健康为目标，提高农产品品质的营养加强型农作物第三代。中国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应用徘徊不前，是玉米、大豆等作物产量低和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远高于国际市场的原因之一。
“基因编辑育种是作物育种的历史机遇。”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兴旺表示，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分子设计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提高了育种效率，实现了精准育种。“基因编辑育种使得育种方式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用起来更简单，用完以后不留下任何痕迹，只是某个基因或者某一个碱基变了，没有一点别的东西留在新品种中。说它不安全，找不出道理来。”
从2013年以来，基因编辑技术快速的提升，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美国、加拿大、智利、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和日本等国已表态，一部分基因编辑产品不需按转基因管理。美国利用基因编辑和转基因技术的防褐变苹果和蘑菇，防褐变、丙烯酰胺含量低、抗晚疫病马铃薯等已经或者即将上市。
不引入外源基因，只是在农作物本身的基因上“做手术”，可提高作物食味品质、改变颜色、增加营养元素，赋予作物抗逆性、抗旱性、抗虫性、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育种。同时，基因编辑作物与天然作物农产品没有区别。
曹晓风介绍，我国科学家已成功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在水稻、玉米、大豆、小麦和马铃薯等植物中。“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我们国家原来是吃不饱，现在是消费结构改变、消费需求多元化，更看重品质，更需要科技革新来满足大家日渐增长的需求。打造‘健康中国’，必须从农业生产入手，发展营养作物，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健康膳食，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们的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编辑技术最接近美国等国际领先水平，基因编辑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将赋予中国农业强劲的竞争力和美好的未来。”潍坊兴旺生物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和首席科学家王喜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