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近代工业中，火柴工业起步最早。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巡抚陈宝箴拨工赈银1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次年，3位士绅又筹集资金12000两，另招商股8000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正式开工制造火柴。此为湖南最早的近代工厂。

  几乎与火柴厂创立的同时，陈宝箴又支持湘绅王先谦、黄自元、蒋德钧、张祖同、陈文玮等自筹资金，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个近代机械工业公司——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1896年，陈宝箴面嘱王先谦等出而任事，复使熊希龄协助。经王先谦与黄自元、张祖同等商议，创办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初为官商合办，经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批准，在行销湖南的淮盐原有东征筹饷的盐斤加价项下，每百斤再加价两分，作为开办公司和筹办时务学堂的费用。开办时务学堂之初衷是为宝善成培养技术人才。因而此项费用后来专归时务学堂开办之用。

  王先谦等只得将公司改为官督商办，他本人自己出资1万两，由长沙商人陈文玮集资5000两，计15000两，先行筹办。王先谦担任公司经理，聘请曾在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担任过技术工作的湖南桂阳人曾昭吉任工程师。

  王先谦（1842—1917），善化县凉塘（今长沙县黄兴镇）人。同治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光绪十五年（1889）回乡后，主讲于城南书院、思贤讲舍，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致力于汉学、经学诠释，多有成就。1896年集资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1904年联合龙湛霖、冯锡仁、王之春等湘绅在长沙发起废除“美约”、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运动。著有《诗三家义集疏》《汉书补注》《十朝东华录》等。

  王先谦等开始时对该公司的前景雄心勃勃，想把它办成一个综合性的实业公司，包括开采煤矿、制造火药，并且要建立发电厂、纺织厂、铸币厂、米厂、榨油厂、蜡烛厂、人力车厂等，设想的规模相当庞大。

  开始时到上海购置了小马力锅炉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但在办理过程中，困难重重，开办年余，亏损太大，难以为继，只得转归官办。陈宝箴委派裕庆总理其事。企业整体并无多大起色，公司生产圆辫机和扁辫机两种，但圆辫机销路不畅，一年后即停止生产。而扁辫机则由王先谦独自开办大经丝辫公司，先后生产扁辫机30余台。

  宝善成对长沙近代文明的最大贡献是创办发电厂。1897年开始办电，曾昭吉去上海购买了一套小型发电设备，在巡抚衙门附近（今又一村青少年宫）设厂装机，送电至附近学堂、饭馆和沿街商店，共开灯400余盏，成为湖南电力工业之始。开始时有些市民视电灯为鬼火，甚至掷石击灯，相诫不用。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29号发表《论电灯之益》一文，论述电业是一门新的现代科学，赞扬宝善成公司开设电厂给省城带来了光明，是社会进步之表现。经谭嗣同等人的宣传，使许多人解除了忧虑，用户迅速增加，随后又在南门口增设南厂，挂号定灯者络绎不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

  随后，宝善成公司又在长沙南门开设南厂（以原厂为北厂），又开灯400余盏。同时还拟购碾米机器二台，即在其地拓宽地面，准备以南厂之电开办机器碾米厂。南北两厂共装灯800余盏，谭嗣同在《论电灯之益》中说，“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逮通衢之大商肆，咸入夕炳炳然矣”。申请装灯者多达一千六七百盏，但南北两厂发电量有限，不足以满足市场需要。戊戌政变后，裕庆向新任巡抚俞廉三请求续办电厂，未获同意，只得于1898年年底停办北厂，北厂原来用灯改由电灯南局供电，但北城之灯只剩下数十户。到1899年5月，南厂亦不得不停办。刚刚兴起的长沙电力工业就这样夭折了。

  直到宣统元年（1909）才有以陈文玮为首的绅商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陈文玮（1855—1935），长沙县霞凝（今开福区鹅羊山）人。二十多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参加科举考试未中，遂绝意科举，弃文经商，曾在长沙城内开颐庆和钱庄及绸缎庄。后捐得湖北试用知府。1896年，王先谦等筹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时，陈文玮即投资入股，参与其中。

  陈文玮等创办湖南电灯公司有外人之意。因为宣统元年（1909年）春，在长沙的外国商人集议开办电灯，有垄断独登之意。又有“亚细亚洋行自包大批洋油在西门外设站零卖”，大有垄断长沙市民照明用油贸易之势。在这种情况下，长沙绅商认为：“若不急图，匪特利源外溢，损失遍于湘垣，抑且交涉日多，纠葛蔓延于官署”。当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办电灯的实践也给他们以很大的启示。于是，陈文玮和李达璋、饶祖荣共同集资发起成立“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章程规定集股20万元，以100元为整股，10元为零股，合并为2000整股。同时规定入股在2000元以上者，方能有资格推举为公司的董事。

  宣统元年（1909），该公司在长沙和汉口等地设立招股处，开始招股。到宣统三年（1911）共招股13万余元，用于建厂及购买设备尚不足，只得向湖南总商会借款8.7万元，后来这笔借款转为了公股。这样共筹得股本20余万元。但立杆架线，发电耗煤，资金仍不敷周转，于是决定继续招股本30万元，前后合计招股本50万元。

  公司办公处开始设在长沙皇仓坪，后来相继搬迁到苏家巷和六铺街，而发电厂一直设在长沙南门外六铺街（后长沙发电厂所在地）。发电厂向法国瑞记洋行购得160千瓦三相交流发电机组3台，容量共400千瓦；水管式锅炉3台。1911年4月，发电厂装机竣工，同年5月28日正式发电。

  民国初期长沙的电力工业公司有两家，一为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一为光华电灯公司。前者清末最后一年的5月28日正式投产发电后，在民国元年以后陆续增置设备，供电时间和供电量成倍增加。供电时间由开始时不过6个小时，发展至1914年的24小时供电；供应电灯数由开始时的不过2000余盏，到后来逐年大幅度增加。1914－1919年的装灯数从13010盏发展到30132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光华电灯公司系民国初年创办，有250瓩的发电设备和相应的蒸汽锅炉，与湖南电灯公司以今中山路为界，分供南北城市用户照明用电。两公司所供电源均为交流电，原用的机器是德国货，后来又新购进美国制造商供给的机器。

  两家相互竞争，彼此都有进步。1919年与1912年相比，燃灯户数增加了2575户，装灯数增加了24229盏，用电数增加了133.5万度。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大多数都用在照明，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用于工业动力；二是尚无水力发电，电网也未建立。

  光华电灯公司由于管理不善,加之城北一带驻军、学校、机关众多，强行用电而拒交电费，亏损日甚，1923年，商议停业。1926年，公司陷入无人主持的困境。1929年6月23日，湖南电灯公司与光华电灯公司达成协议，经股东大会决议，增加股本20万元接收光华电灯公司全部发电设备及厂房，了结债务。1930年2月，光华电灯公司正式并入湖南电灯公司。合并后，湖南电灯公司电厂称南厂，原光华电灯公司电厂称北厂。 1935年，公司迁南门外六铺街，并新建办公楼，发电厂一直设在六铺街。据统计，至1935年，湖南电灯公司共在长沙架设6.6千伏和3千伏线伏低压线台。为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931年，湖南电灯公司购置2000千瓦蒸汽电机组1台，锅炉1台，1933年，安装竣工发电。

  1934年，公司第十六届股东大会决议，采取股息、红利逐年转股的办法，再增加股本50万元，使股金由初期的20万元增至100万元。1935年，又购置捷克75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台，1937年2月，安装竣工投产。当时机组已达10万台，容量已达12240千瓦,随企业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湖南电灯公司由二类电厂跃入全国12个1万千瓦以上一类民营电厂的行列。

  六铺街湖南电灯公司办公楼，建筑厚重，独具风格，裙楼两层，主楼3层，西式结构，是湖南电力工业的重要象征。不仅如此，这里还是著名的长沙会战纪念地。1941年长沙第三次会战时，我第十军保卫长沙，其司令部即设在这栋楼房。其时，第十军军长李玉堂为表示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曾指着这一楼房，浩气凛然地说：“这就是长沙的四行仓库！”

  不幸的是，在2003年，这座“长沙的四行仓库”被拆毁了。同时拆除的还有湖南电灯公司老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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